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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主席郭得胜,是香港地产业有名的“大好友”。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浮现,投资者信心不足,但郭得胜则明确表示: 毋须担心1997。他对记者指出:“对1997年新界租约问题,或地契年期问题,我们全不理会,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国)政府与港府的问题,而有关政府必会为照顾我们而作出最圆满的决定。做地产商的,只要积极去干,为市民提供更理想的居所,就已尽了地产商的责任。” 〔7〕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爆发,香港地产市道低迷,郭得胜明确表示:“除了在内地投资之外,新地不会考虑将资金调往海外。我们的方针,依然是立足香港,在这里发展。”〔8〕这一时期,随着大批地产公司在香港股市挂牌上市,并透过公开发售新股、配股、收购、兼并去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拓展业务,香港地产业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大增,逐渐形成了香港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股地拉扯”。当经济好景气时,地产市道畅旺,地价、楼价节节攀升,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资产市值也随之上升,带动股价上涨,上市公司便利用发售新股或将股票按揭以筹集资金,发展地产业务,形成地产与股市互相扯动上涨局面。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地产市道转淡,地价、楼价下跌,上市公司资产市值下降,拖累股价下挫,上市公司筹资转趋困难,部分资金周转不灵,公司被迫抛售地产物业套现,加剧地价、楼价跌势,形成地产与股市互相扯动下跌的恶性循环。恒基主席李兆基认为,由于香港人口增长迅速,而且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收入增加,置业观念日浓,但土地供应有限,小型住宅楼宇的发展前景大有可为。〔13〕早期,恒基兆业的地盘多集中在市区,主要发展300方尺至500方尺单位面积的小型住宅,销售对象是广大受薪阶层,由于住宅和工作地点距离不远,加上交通方便,因而深受置业者的欢迎。威尼斯人注册送38香港地产业经过两年多的沉寂,终于在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踏入1985年,地产市道转趋活跃,楼价、租金开始回升,各地产发展商亦积极增加土地储备,扩大供应。从1985年到1989年中,地产市道持续畅旺,各类物业交易频繁,期间,虽遇上1987年10月全球性股灾,恒生指数暴跌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停市4天,然而,楼市经短暂休整之后即企稳,随后更戏剧性地大幅攀升。到1989年第一季,香港许多地区的楼价普遍比1981年地产高峰期的历史最高水平高出30%。这次升浪的主要特点是:

威尼斯人注册送38〔7〕 梁道时著:《郭得胜先生——毋须担心1997》,载香港《经济一周》1981年6月25日,第2页。这时,恒隆的声誉和实力都达到了它上市以来的最高峰,主席陈曾熙更打破一贯低调的作风,对记者畅谈恒隆的发展大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陈曾熙透露,当时恒隆拥有的土地储备,足够发展到1987年,全部完成后拥有的总楼面面积接近1 000万方尺。1981/1982年度,恒隆录得纯利3.52亿元,创上市以来的第二个高峰。〔20〕 经济学家Domsetz,Baumol,Willing和Panzare把市场“竞争威胁”(Contestability)定义为:(1)“自由”入市,(2)退出时不费成本,(3)新经营者能否迅速加入市场竞争。

1999年4月,特区政府恢复卖地,在4月和6月的两次土地拍卖会上,所推出的地段均能以比市场预期高出两成的价格成交。到12月,政府推出1999年最后一次卖地,各大发展商出价谨慎,最后由长江实业以13.4亿元投得西九龙填海地段,平均每方尺楼面地价2759元,反映楼市前景仍未乐观。业内人士分析,香港地产业最困难的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真正反映金融风暴完结的楼市新一轮的升势,则仍未出现。对港元的冲击以及利率高企,令香港股市迅速从高位暴跌。1997年8月7日,恒生指数曾创下16673点的历史高位,其后辗转下跌,从10月20日到23日的短短4天中,恒生指数就暴跌约3200点,股市总值损失约8000亿元。10月28日,香港股市引发全球股市下跌,反过来再影响香港股市下跌1438点,以点数计创历史最大跌幅。1973年,大昌地产还和英资太古洋行合作,联合收购小型地产公司健诚置业,改组为太古昌发展,当时太古集团刚涉足地产业,试图借助大昌的经验发展规模庞大的太古船坞。后来,太古集团也觉得没有必要让大昌地产分享,遂于1977年收购太古昌发展全部股权。大昌两次与英资洋行的合作都半途夭折。后来大昌又和希慎合作,兴建希慎大厦及礼顿中心,1981年9月,利氏家族组成希慎兴业在香港上市,大昌变成持有小量股票的小股东,也不成气候。大昌地产这种经营方式,虽不致吃大亏,但却失去大事扩展的良机。威尼斯人注册送3860年代,正值香港中小型工厂蓬勃发展之际,新鸿基成立后,郭氏等人凭借其经营日本拉链时与工业界建立的联系,了解到中小厂商对多层工业楼宇的急切需求,遂将“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售楼方式移植于工业楼宇,重点发展多层工业大厦,此举受到山寨式厂家的欢迎。这一时期,新鸿基不仅在地产业站稳了脚跟,而且雄霸多层工业大厦市场,从1965年到1972年,新鸿基售出的楼宇总值约5.6亿元,换言之,平均每年的售楼营业额高达7 000万元。

太古地产实际上用17.08亿元购入金钟黄金地段28.7万方尺土地,太地计划在该地段上发展两幢商业大厦、3间一流酒店、豪华公寓及全服务式酒店住宅,以及中区最庞大的购物中心,总楼面面积达500万方尺,命名为“太古广场”。太古广场的发展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85年动工,到1989年完成,第二期则在90年代初相继落成。整项计划的总投资,除17.08亿元地价,还包括21.5亿元建筑费用,以及利息成本及兴建酒店时的巨额装修费,总额达50亿元之巨。太古地产透过对金钟太古广场的庞大投资,建立起其在金钟地区的领导地位,为集团在地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4年第一季,香港地产市道走势已与市场的实际承受能力脱节,社会上要求政府加以干预的呼声日高,1994年3月30日,港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推出四项旨在压抑楼价的措施,并委任一个跨部门小组来拟定具体实施细则。该四项措施是:海港城地段毗邻九仓早期兴建的海运大厦,香港酒店及海洋中心,地盘面积广达43万方尺,计划兴建5幢豪华住宅、3幢高级写字楼、两座豪华酒店、3层庞大的购物商场和完善的康乐设施。该地段由于受到香港机场条例的管制,建筑物高度不能超过61米,因而地盘面积与建筑物高度不甚对称。为解决这一外观问题,九仓对海港城在设计上相对划分为三组不同形状的楼宇,分别是沿海岸的扇形大厦和近广东道的长方形建筑,所有楼宇均楼高17层,坐落在一个庞大的3层高平台上,各大厦虽各自独立,实际上彼此连成一体。〔16〕 林惠莹、方中日著:《黄志祥谈信和“生仔”》,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5卷第1期,第30页。

与长实的“对外扩张”明显不同,新鸿基地产侧重的是“内部扩张”。70年代以后,新地围绕地产发展向上下游拓展业务,除收购原有的建筑、管理服务公司外,还相继开设保安消防设备工程、设计工程(则师楼)、机械电机工程部门等,又增设财务公司、保险公司、混凝土公司、石屎生产厂、建筑机械供应公司等附属机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地已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超过100家,包括本身拥有的附属公司47家、联营公司28家,旗下上市公司新城市(新界)地产有限公司又拥有附属、联营公司35家,形成从投资控股、地产发展及投资、楼宇建筑、机械、工程及混凝土生产及供应、物业管理及代理、财务金融及保险等一条龙服务的垂直式发展集团,成为一家庞大纵式生产集团、典型的“楼宇制造工厂”。华懋置业的名字首次在香港引起注意,是70年代初期。1972年,置地向拥有大量土地的牛奶冰厂有限公司展开敌意收购。当时,华懋曾应牛奶冰厂董事局主席周锡年之邀,与牛奶冰厂合组牛奶地产公司,向置地展开反击。华懋注资1.2亿元换取牛奶地产24.9%股权,而牛奶冰厂则以旗下土地换取新公司75.1%股权。后来反击虽然失败,但王德辉及华懋的名字开始在业内打响。目前,太古地产已成为香港著名的大地产集团。据1998年度太古集团的年报,太古地产拥有的投资物业总面积达1120万方尺,另有160万方尺正在或有待发展中,并持有太古广场三家酒店各20%股权。已建成投资物业中,商业楼宇达887.4万方尺,工业楼宇181.1万方尺,住宅楼宇86.8万方尺。换言之,太古地产已与九仓、新地等鼎足而立,成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地产投资集团之一。恒地与新地一样,亦极重视“货如轮转”,强调资产负债的平衡。尤其是在市道不景时期,恒地就会不断地将楼盘的售价调低,以测试楼价底线,保持货如轮转。如1989年“政治风波”后,恒地即将楼价下调20%。1994年中市道不景,恒地即在一个月内三度减价推出单位,从初期的每方尺5 576元减至5 090元。恒地还将百货商场零售促销的手法运用到地产市场,诸如以车位配售半山慧豪阁并以先到先得方式认购,向买家提供9成按揭并对加按的两成提供首三年免息供款优惠等等,甚至用抽奖送黄金(头奖黄金100两)展开促销,结果引起买家轮候或市场超额认购,取得满意的效果。

事实上,踏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香港房屋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已日益严重。从供应看,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所规定每年50公顷售卖土地的限制,基本上是根据70年代土地交易量而制订的,在实际执行中已被突破,根据政府从1985到1997年土地分配的数字显示,住宅土地供应量每年在40公顷至80公顷之间不等,〔2〕并未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实际上,在90年代无论是公营房屋还是私人住宅的供应量都在减少。根据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从1985/1986年度到1995/1996年度,公营房屋的实际建屋量比长远房屋策略所评估的建屋量少了8697个单位;而从1987到1997年,私人住宅的供应量亦比政府差饷物业估价署的估计少了28458个单位。〔3〕(见表6.1、6.2)而从需求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香港人口增加的速度明显加快,已远远超过港府原来的估计,其中回流移民占60%,政府亦额外增加新移民数目至每天150人。截至1996年中,香港人口总数已达到631万人,如按照港府1992年的估计,这将是2006年以后才达到的数字。此外,香港的家庭结构亦正发生变化,从大家庭趋向核心家庭,1966年香港每户平均人口为4.7人,但到1996年已减少至3.3人。种种因素都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港府在发现住宅楼宇严重失衡之后未能即时采取有效措施,这实际成为90年代香港住宅楼价持续大幅飙升的原因。地产业透过与金融业、股票市场的密切关系,影响着香港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因此,它成为了香港经济的“寒暑表”。威尼斯人注册送38楼价的上升带动租金的全面上涨,港府于1970年6月颁布租金管制条例,不过并未能阻止租金的升势。据估计,在其后的3年间,非管制楼宇的租金逾倍飙升。其中,唐楼平均飙升130%,小型洋房飙升200%,大中型洋房升幅接近300%。结果,港府于1973年6月再颁布一项临时租金管制法例,规定从7月1日起,凡未受现行租金管制条例约束的所有战后住宅楼宇的租金均暂时冻结;被冻结租金的业主,均不得对住客加租或迫迁,否则将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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