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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由叶适极力提倡,而在“四灵”的作品里充分表现,潘和叶也是永嘉人。叶适认为:“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杜甫强作近体……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今人皆不能到……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朱熹批评过叶适,说他“谎话只是杜撰”,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他说杜甫“强作近体”那一段话,正所谓“只是杜撰”;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潘阆、魏野等的诗,正所谓“只是小”。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潘阆、魏野所承袭的──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狭隘得多,主要指姚合和贾岛,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就是赵师秀所选“二妙集”里的“二妙”。徐俯(一○七五~一一四一)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土,分密人,有“东湖居士诗集”,据说共“三大卷”,上卷是古体,中卷是五言近体,下卷是七言近体,现在已经失传了。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卷三十三和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八都搜辑了他的诗篇和断句,当然还可以从宋人的笔记、诗话、类书,选集、集句诗里添补好些。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惹起许多是非,当时有些列入江西派的人亲自抗议,后世也有人认为某某不应当收在里面,而某某该补进去。列入江西派的二十多位诗人里,有一大半留下足够数量的作品,让我们辨别得出他们的风格。根据这些作品而论,他们受黄庭坚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只是有暂有久,有深有浅,浅的像比较有才情的韩驹,深的像平庸拘谨的李彭。黄庭坚的声势很浩大,有许多给他薰陶感染的诗人都没有搜罗在江西派里,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例如跟李彭差不多的吴则礼、张扩之类。至于那些人列在江西派里而否认受过黄庭坚的影响,也许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政治嫌疑。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蔡京专政,把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人开了一张名单,通令全国把这些“奸党”的姓名刻石立碑。苏轼、孔平仲、张舜民、张耒、秦观、黄庭坚都名挂黑榜,苏黄的诗文书画一律是违禁品,必须销毁。因此模仿苏黄诗体或字体的人往往遮遮掩掩,要到宋高宗赵构的时候,才敢露出真相。第二是好胜的心理。孙行者怕闯了祸牵累到先生,“只说是自家会的”本领;有些人成名之后,也不肯供出老师来,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徐俯晚年说不知道舅舅的诗好在那里,而且极口否认受过舅舅的启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不过他舅舅文集里分明有指示他作诗的书信;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找得着他承袭黄庭坚的诗句的证据;在他年轻的时候,同派的李彭称赞他是外甥不出舅家,他好像并没有抗议。他虽然回复上门请教的人说自己看不出黄庭坚诗歌的好处,但是喜欢黄诗黄字的宋高宗分付他题跋黄庭坚的墨迹,他就会说“黄庭坚文章妙天下”,承皇帝陛下赏识,“备于乙览”,真是虽死犹荣!他这种看人打发、相机行事的批评是“儒林外史”的资料,不能算文学史的根据。只是他晚年的确想摆脱江西派的风格,不堆砌雕琢,而求“平易自然”,看来流为另一个偏向,变成草率油滑。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澳门威尼人斯人官网人言“长江无六月”,我言六月无长江。只今五月已如许,六月更来何可当!船仓周围各五尺,且道此中底宽窄!上下东西与南北,一面是水五面日。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掀篷更无风半点,挥扇只有汗如浆。吾曹避暑自无处,飞蝇投吾求避暑;吾不解飞且此住,飞蝇解飞不飞去。

澳门威尼人斯人官网杜诗是否处处有来历,没有半个字杜撰,且撇开不谈。至少黄庭坚是那样看它,要学它那样的。元稹赏识杜诗的白描直说,不用古典成语:“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刘禹锡讲“业诗即须有据”,举了一句杜诗为例,只限于“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在涵意上还比黄庭坚的话狭得多。“无一字无来处”就是锺嵘“诗品”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锺嵘早就反对的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为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和师法他的西昆体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们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最起影响的诗和西昆体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讠永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涂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徐俯(一○七五~一一四一)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土,分密人,有“东湖居士诗集”,据说共“三大卷”,上卷是古体,中卷是五言近体,下卷是七言近体,现在已经失传了。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卷三十三和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八都搜辑了他的诗篇和断句,当然还可以从宋人的笔记、诗话、类书,选集、集句诗里添补好些。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惹起许多是非,当时有些列入江西派的人亲自抗议,后世也有人认为某某不应当收在里面,而某某该补进去。列入江西派的二十多位诗人里,有一大半留下足够数量的作品,让我们辨别得出他们的风格。根据这些作品而论,他们受黄庭坚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只是有暂有久,有深有浅,浅的像比较有才情的韩驹,深的像平庸拘谨的李彭。黄庭坚的声势很浩大,有许多给他薰陶感染的诗人都没有搜罗在江西派里,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例如跟李彭差不多的吴则礼、张扩之类。至于那些人列在江西派里而否认受过黄庭坚的影响,也许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政治嫌疑。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蔡京专政,把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人开了一张名单,通令全国把这些“奸党”的姓名刻石立碑。苏轼、孔平仲、张舜民、张耒、秦观、黄庭坚都名挂黑榜,苏黄的诗文书画一律是违禁品,必须销毁。因此模仿苏黄诗体或字体的人往往遮遮掩掩,要到宋高宗赵构的时候,才敢露出真相。第二是好胜的心理。孙行者怕闯了祸牵累到先生,“只说是自家会的”本领;有些人成名之后,也不肯供出老师来,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徐俯晚年说不知道舅舅的诗好在那里,而且极口否认受过舅舅的启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不过他舅舅文集里分明有指示他作诗的书信;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找得着他承袭黄庭坚的诗句的证据;在他年轻的时候,同派的李彭称赞他是外甥不出舅家,他好像并没有抗议。他虽然回复上门请教的人说自己看不出黄庭坚诗歌的好处,但是喜欢黄诗黄字的宋高宗分付他题跋黄庭坚的墨迹,他就会说“黄庭坚文章妙天下”,承皇帝陛下赏识,“备于乙览”,真是虽死犹荣!他这种看人打发、相机行事的批评是“儒林外史”的资料,不能算文学史的根据。只是他晚年的确想摆脱江西派的风格,不堆砌雕琢,而求“平易自然”,看来流为另一个偏向,变成草率油滑。

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观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洪炎(生卒年不详)字玉父,南昌人,有“西渡集”。他也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他存诗不多,看来虽然没有摆脱“山谷集”的圈套,还不至于像鹦哥学舌,颇能够说自己的话而口齿清楚。澳门威尼人斯人官网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贴。他也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要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後、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例如他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经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经黄庭坚称赞过。他是个多病的人,在讲病情的诗里也每每堆塞了许多僻典,我们对他的“奇博”也许增加钦佩,但是对他的痛苦不免减少同情。

孔平仲(生卒年不详)字毅父,新喻人,有《朝散集》。当时把他和他哥哥文仲、武仲跟苏轼、苏辙并称,所谓“二苏三孔”。他的诗比两位哥哥的好,很近苏轼的风格。郭祥正“青山集”续集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孔平仲的作品,后人张冠李戴,错编进去的,就像洪迈“野处类稿”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朱熹父亲朱松的作品一样,这一点也许应该提起。王质(一一二七~一一八九)字景文,自号雪山,兴国人,有“雪山集”。他佩服苏轼,甚至说:“一百年前……有苏子瞻……一百年後,有王景文”。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他的朋友张孝祥也以第二个苏轼自命,名声比他响得多,而作品笨拙,远不如他。至於他的“绍陶录”,那是表示他羡慕陶潜那样的隐逸生活,并非效法陶潜的诗歌,而且“陶”字指陶潜、陶弘景两个人,所谓:“渊乎栗里,谧哉华阳”。雨雪不止泥路迂,马倒伏地人下扶。居者不出行者止,午市不合人空衢。道中独行乃谁子?饿者负席缘门呼。高门食钦岂无弃,愿从犬马中其馀。耳闻门开身就拜,拜优不起呵群奴。喉干无声久无泪,引杖去此他何如。路旁少年无所语,归视纸上还长吁。乱山深处小桃源,往岁求浆忆叩门。高柳簇桥初转马,数家临水自成村。茂林风送幽禽语,坏壁苔侵醉墨痕。一首清诗记今夕,细云新月耿黄昏。

洪炎(生卒年不详)字玉父,南昌人,有“西渡集”。他也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他存诗不多,看来虽然没有摆脱“山谷集”的圈套,还不至于像鹦哥学舌,颇能够说自己的话而口齿清楚。孔平仲(生卒年不详)字毅父,新喻人,有《朝散集》。当时把他和他哥哥文仲、武仲跟苏轼、苏辙并称,所谓“二苏三孔”。他的诗比两位哥哥的好,很近苏轼的风格。郭祥正“青山集”续集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孔平仲的作品,后人张冠李戴,错编进去的,就像洪迈“野处类稿”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朱熹父亲朱松的作品一样,这一点也许应该提起。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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